对中世纪教会而言,婚姻,是门好生意

浏览量:360 时间:2020-07-04阅读:490点赞:570

对中世纪教会而言,婚姻,是门好生意

我们时代的婚姻圣礼已经归结到一夫一妻,因为能得任命做教会的监督的,唯有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的人(《提摩太前书》3:2),否则就是不合法的。
——奥古斯丁〈论婚姻的益处〉

2016 年底,以保守基督教徒为主的「守护幸福家庭行动联盟」,走上街头抗议民法修正一夫一妻制度,反对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。以宗教为名干预世俗生活并不是新鲜事。天主教中原本就有七件圣事:圣洗、坚振、圣体、和好(告解)、傅油(终傅)、圣秩(神品)、婚姻(婚配)。在中世纪神权时代,教会更是深入生活的诸多面向,从出生领洗到婚礼到葬礼。最特别的是,罗马教会还制定许多新规定、新教义、管理条例;对宗族间的婚姻、何谓合法婚姻、如何付费豁免这些约束,都有详尽规範。

这些宗教约束的威力有多大,也许可以看看 16 世纪最有名的案例,那就是教宗禁止英格兰亨利八世(Henry VIII)离婚。亨利八世因为与元配西班牙公主亚拉冈的凯萨琳(Catherine of Aragon)没有子嗣,要求罗马教廷废除他的婚姻,改娶其他可生下男继承人的王后,但罗马教廷硬是不准,因此他与罗马教廷决裂,英国脱离天主教,自订国教。那时交通不便,教廷鞭长莫及,双方僵持不下,余波荡漾。

禁止离婚等于控制结婚数量不减少,这是从「供给面」来控制婚姻市场,对教会来说这当然不够,还要掌握结婚的批准权,控制婚姻市场的「需求面」,不让想结婚的人结婚。供给与需求双管齐下,才能掌握信众的婚姻权利,独占婚姻市场。

教会独占婚姻市场有什幺好处?最基本的当然是从一般的男女婚嫁赚得婚礼服务费,这是正常的规费收入。更大的影响,是从有钱人的家庭与王室中取得利益。富有家族通常会透过联姻来增强或稳固财富,这些家族通常已有上一代的姻亲关係,例如姑表或姨表。这种状况在旧中国也很常见,民间给的好说法是「亲上加亲」。中国近代名人中,表兄弟姊妹结婚的例子也很多,不过现在的民法已经禁止近亲通婚。

罗马教廷的婚姻批准权,就掌握住这个重点:一开始,结婚者要证明双方无二等血亲关係,这确实有优生学的考虑。随着干涉的程度愈深,扩展到三等亲也禁止。某些三等亲属已各自婚嫁,优生学的考虑已非重点,但民间还可以接受干涉。接下来变本加厉,禁止到七等亲的範围,这就偏离正常管制了。

虽然有这些不合理管制,但教会也提供「逃脱条款」:如果要让三等亲的婚姻合法,要付费若干,四等亲又若干,以此类推。目的很清楚:从婚姻市场的管制,获取独占者利益极大化。

教会制订各种规章,以差别取价获得最大利益,把产品与价格统一化,信众只能被动配合,接受管制措施与价格,甚至掌握结婚批准权、禁止离婚,这都是在婚姻市场维持独占权的方法。欧洲各国语言文化差异度高,维护宗教市场秩序的手法必须简单化统一化。禁止离婚可以简化婚姻市场的複杂度,诉求的道理很简明:婚姻是神圣的结合。离婚批准权掌控在教会手中,可以间接控制国王和大家族的作为,教会的各种权力因而得以延伸到朝廷与家族的决策层面。天主教对于离婚的禁止直到 1980 年代才鬆绑。

信众为什幺会愿意配合教会的约束?这是因为教会掌控「能否得到救赎」的最高权力。接受教会对婚姻的规定,是得到救赎的系列产品之一,否则会受到各种指责,严重的可能被逐出教会,等于被社会弃绝。

回过头来看中世纪的婚姻市场结构,一开始罗马教会并没有独占婚姻市场。婚姻大略可分三种型态,最常见的是世俗婚姻:非信众(例如犹太人、穆斯林、异教徒)间的结婚,通常透过家族安排,依约定的事项签署婚约(结婚契约)。中世纪的民间法律把这些人的同居视为与婚姻等效。这种世俗性的婚姻不需仪式也不需登记,因为当时的法律认为婚姻是私事,所以也能自由离婚。这些人对教会无所求,也不需要「救赎除罪上天堂」,所以教会完全管不着。

第二类是「私下婚姻」:教会的信众在双方同意下结合,这是 12 世纪法律允许的事。也就是说可以依法自由结婚,但教会信众就不能离婚。天主教会从 4 世纪起反对离婚,这是依据对《新约》的解释,整个中世纪都沿袭这个见解。「私下婚姻」的人,有些人想得到教会正式许可(公开认证),有些则愿意保持原状。

教会承认「私下」婚姻的合法性,因为这是自由两愿的,但也逐渐推广「公开婚姻」的形式:在教堂举行婚礼,遵守教会的规定。公开婚姻成为主流后,「私下婚姻」就逐渐变得「不合法」,但「并非无效」:虽然会面临罚款或其他形式的惩罚,但仍然能得到教会的救赎。1563 年,面对宗教改革的压力,教会通过「特伦托会议」的决议:宣布私下婚姻在全欧洲皆属无效,必须得到教士的祝福(在教堂公开)才有效。

第三类就是得到教会许可,有教士祝福的公开仪式婚姻:有教区正式纪录,以防止私下婚姻,或犯重婚罪,或与非信众结婚。这样纳入正轨的管理,有助于教会更能掌控婚姻市场;确保收费管道;确保信众之间通婚,防止外教竞争。原本只要男女你情我愿即可,现在必须双方家长在教堂参加婚礼。

教士的祝福有几项好处:(1)等同于取得家长、社区、教会三方面许可;(2)因而排除近亲婚配,以及私下婚姻(包括与异教徒通婚);(3)确保婚姻的效力,以及被救赎的机会;(4)提高婚姻的门槛与成本,原本民间的私下自由婚配权,转移到必须由教会公开批准;(5)世俗法律(民法)允许离婚,但教会不准。这五点优势,给教会创造「争权夺利」的空间。

古今中外的婚姻都有乱伦禁忌的考量。在自由婚配的社会下,亲上加亲是个人的选择,教会介入婚姻市场后,明确禁止血缘相近者通婚。最早是禁止「二等亲」,也就是禁止与不同姓的姨表,或姑表或堂兄妹(有共同的祖父母)结婚。随着教会的权力扩张,开始禁止三等亲(有共同的曾祖父母),最后提升到禁止七等亲。

从遗传学的角度,四等亲产生不健康后代的机率已大幅下降,五等亲已无必要管制。禁到七等亲已不是生物性的目的,而是权力性的诉求:触犯禁令者属于内婚乱伦罪。教会对社会的掌控权提升到超越想像的程度。为何不反抗?因为教会有个杀手锏:掌控能否被救赎的关卡,要无(心灵上的)犯罪才可上天堂。

对教会来说,这有两层利益,一是血亲婚姻可在缴费后,由教会批准取消禁令。二是充分掌控教区与信众生活,也减弱其他宗教的竞争威胁。不过利益要如何上缴回中央的教会?中世纪交通不便,小国林立,语言歧异,文化习俗纷杂。教会只能透过宽鬆的管理,用类似「特许加盟」的形式,统合四散的地方教会。这个鬆散但又独占的机构,必须统一产品、统一服务、统一教义,才能降低管理成本。「血亲禁婚」与「禁止离婚」,除了是经文的解释,也是这种考量下的做法。

地区教会「加盟」罗马教廷体系后,要上缴定额规费,称为彼得税或圣徒税(Peter’s pence)。同样的道理,地区教会也有在地的独占权,对富人与穷人採「差别取价」。以婚礼为例,收费的名目众多,富人能得到更多的祝福与救赎,贫者还可得到救助金。这是典型的独占手法:劫富济贫确保统治优势,古今中外的土地改革也运用类似道理。

世俗的民法在 6 世纪时,并不反对二等亲内婚;甚至还明文规定兄弟姊妹的子女可以互婚。教会把血缘互婚的红线推到三等亲(相同曾祖父母者不得结婚)。但对想防止财富外流的家族,这会提高引入外人的机率:担心两代之后,家族的财经地位不易延续。

但教会期盼的正是鼓励与外姓通婚,提高后代争产的机率,打破地方氏族把持,方便掌控人脉与经济。同样的道理,商业或政治对手利用禁婚的规定,阻挡他人婚姻结盟。有些家族利用这项禁令,阻却具有敌意的婚姻提议。

禁止近亲通婚的另一项优点,是随着婚姻网络向外推展,必然吸纳更多外姓人进入教会的管辖,这是一举两得的双赢手法:教会赚到婚礼费用与新信众,民间的家族结盟更缓慢,减弱地方的势力。禁绝七等亲通婚,有利于教会势力变得更强大。

愈富裕的家族,愈倾向支持教会离婚禁令。这可以保障家产不会因再婚而被外戚瓜分,也减少继承问题的複杂度。禁止离婚有三项好处:减少继承者人数(若再婚,子女数会大增);家族财富较不易失散,对地方发展有助益;教会较容易锁定富裕家族,要求财力与物力的支持。

前面提过,虽然教会规定七等亲内禁止通婚,但是只要缴罚金,还是可以结婚。从历史数据来看,第三、四等血亲的通婚许可费是 27.5 格罗斯银币(grossi)。不知道这大约值多少,但确定不是给穷人的行情。一般人若真有需求,只要填写表格,批准后缴交规费即可。若未得许可或不缴费,代价可能是逐出教会。

富人或贵族的行情更高,在梵蒂冈档案中有个纪录显示,1480 年 3 月奥地利的公爵马西米兰(Maximillian)付出 2,250 杜卡金币(ducat)取得血亲通婚许可,这可是一大笔钱。

这条路一开,就有想离婚的贵族巨贾不惜代价去追查家谱,或甚至伪造族谱,证明自己犯了七等亲婚姻罪。有时教会无法判别个案,只要案主肯支付高额罚金,也能让离婚案成立。这显示禁止近亲结婚与禁止离婚,已给教会带来可观收入,权贵对教会的依附也更深化。

中世纪的户籍资料并不可靠,文盲率又高,禁止七等亲通婚实在是天罗地网。这一切的设计都指向同一件事:教会的权力集中化,追逐利益的机会极大化。简言之,这是追求非生产性的超额利润,其实也是一种竞租行为。

当然最有动机促进财富与势力结合的,其实是国王与大贵族,所以王室间的盟婚很普遍。例如 16 世纪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(Felipe II)在宗教、政治、军事的考量下,和英国的玛丽一世皇后(Mary I)结盟通婚。这类的王族盟婚是常态,几代之后的亲属关係,就複杂到难以明确推论。

教会若能有效禁止七等亲互婚,又能禁止王室离婚,那幺几世纪之后,王室盟婚都要教廷批准,或是王室都要付出鉅款以求特准离婚,教会就会成为最大的获益者。

这类的例子在欧洲史上屡见不鲜。对民间来说,如果禁止七等亲互婚,许多穷人就找不到对象。9 世纪时就发现,同居和娼妓的现象因而明显上升。在近亲禁婚之前,同居是允许的,子女也是合法的。发布禁婚法后,非婚生子女就没有继承权。如果教会承认同居与非婚生子女,民间就无意愿去教堂举行婚礼,登记结婚。1514 年明令禁止同居,违者受罚,教会成为婚姻市场的主控者。

16 世纪后,欧洲人口大增、经济迅速成长,教会从中取得的利益也大幅增加。以英国的数据来看,1086 年时英国有 39 个郡,总人口约 110 万。1377 年激增为 207 万,1801 年大增至 947 万。1801 年全国还是 39 个郡,竟然有 10,141 个地方教会(平均每郡有 260个)。教会每年的总收入约 27,888 至 31,184 镑,这是天文数字。

如果把欧洲各国的数字加总起来,就算只有 10% 缴回梵蒂冈的财库,也可以轻易想像,罗马教廷在这个世纪可以累积出多少权力与财富。独占婚姻市场看来是个划算的生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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